从流水线青年到打工诗人，小海：写作是“灵魂镇定剂”

小海在北京尹各庄村差不多住了十年，这是一个喧嚣凌乱又荒凉的城中村。有时，他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生活在北京。一个老乡跟他感受相似，好像只有在手机定位发快递的时候南京杠杆炒股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，他们才身处北京。

尹各庄村的面貌，跟大多数北方农村没什么区别：胡乱交错的电线，贴在路边的广告纸片，连成片的低矮平房，卖鱼、卖生活用品的小摊不远处，就是弥散着气味的公厕。有时一阵大风，会把某户人家晒的被子刮到电线上倒挂着。沙尘暴的季节，漩涡低洼处就是天然容器，灰蒙蒙一片，头顶就是飞机掠过的巨大噪音，再远些是苍茫的荒地。

小海常常去尹各庄村附近的温榆河边。这是他最喜欢的地方，河边可以看落日星辰，看河岸的桃树花苞一天天绽放。有时憋屈无解了，他也会抱着吉他，到河边喊上几嗓子，唱唱歌，读点诗。

他把自己在这里的十年生活，写成了一本诗集《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》。

现在的小海摄影/王晓东

从19岁在服装厂机台前写下第一个字开始，他写诗已经有20年了。这20年里，他以打工者的身份四处漂泊，在十几个城市换了四五十份工作。无论在工厂、工地、饭店还是二手服装店，写作的爱好都没丢。小海把写作视为自己的“灵魂镇定剂”，把自己视为文学爱好者。

十年北漂生涯，他认识了很多同样热爱文学的普通工人。

《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》封面画作，是工友李文丽所作，去年，她曾出版《我在北京做家政》。

矿工诗人陈年喜说，小海属于不甘垮掉的一代青年。“从2016年认识他至今，我见证了他的努力和无力。时代留给他们的缝隙日趋狭窄。主场日益无视他们的声息，但又怎么样呢？他们依旧在自己的生命场留下动作和声音，这动作和声音留给身体也留给灵魂，也将留给历史。”

“这些年，有越来越多的思考，哪怕是写诗，也不仅仅依靠情绪。”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，小海表示，从少年到中年，写诗的心态发生了诸多改变。“我从当年的孙悟空变成了西西弗斯，不能对抗什么了。这种变化，是最直接的冲击。”

流水线束缚的青春

小海永远记得第一次坐绿皮火车去外面看世界的新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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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满16岁的他离开家乡河南，背着编织袋，一路半蹲着，坐了30多个小时火车抵达深圳，直接进入工厂。那时候，这个叫胡留帅的少年，只是因为家里供不起读书，把念书的机会给了哥哥，盼着能在大城市谋一份工作。

他站在空阔的厂房里，望着眼前整齐划一穿着工服的工人，内心激动又震撼。初进工厂的几个月，他勤奋肯干，“就算加班到凌晨也不会觉得累，每个月只有半天假期”。

四五年后，他发现，最初那些欣喜，逐渐被重复漫长的机械化劳作消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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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到19岁的时候，我已经只言片语地在写了。”小海说，那时在服装厂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创造价值，还是在制造垃圾，青春的躁动与自由的灵魂被束缚于工厂流水线上，情绪无处消解。有时抓到一张工价表，后边是空白的，他就写一句“青春在风里飞”。“就是追着那些乱七八糟的迷茫的感受，写完就扔。当大家在聊天，聊明天吃什么、聊放假去哪玩的时候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就在那里写，胡思乱想。”

他逐渐成了工厂里的异类，不喝酒，不扎堆聊天，休息时不去逛街或是打游戏。他经常缩在宿舍读书，在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里，格里高尔忍受高压、不被尊重的工作，变成甲虫的荒诞设定，让小海感同身受，人的价值被彻底工具化、物化的痛苦，是他能体会的深层共鸣。

在皮村的“诗歌商店”，小海过上了某种程度上梦想的生活摄影/王晓东

他形容自己青春的躯体，被一个80岁的老头开了光，“体内的困顿、彷徨、孤独和梦想，第一次和外界有了连接”。无论是屋顶的星辰，还是岸边的岩石，都跟他内心汹涌的情绪旋转燃烧出一句句诗。

在梅山岛服装厂车间，他一边踩缝纫机，一边按韵脚分类背诵唐诗三百首，直至滚瓜烂熟。读着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”，宏阔的宇宙视角和磅礴奔涌的气势，仿佛能让工厂的轰鸣声消失，头脑里升腾起的，是星月交辉、江海无界。他形容那时候的内心有“成吨的炸药”，每天都要写，哪怕字迹凌乱，哪怕自己都看不懂。

因为偷偷在车间机台上写诗，小海被罚款，股票配资，多空杠杆，炒股配资，实盘交易可越是如此，那些赤诚而孤独的写作就越是蓬勃。他需要诗歌，只有写诗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。

他痴迷艾伦·金斯堡的《嚎叫》，那种被压抑却永不屈服的反抗能量，是从毁灭到救赎的呐喊。他琢磨鲍勃·迪伦的音乐与歌词，关于平等、挣脱和超越的力量，让他觉得自己不再孤独无助。

皮村十年

在十几年动荡漂泊的打工生涯中，小海写了四五百首诗。他无法再在工厂待下去，决定北上寻找新的机会和生活锚点。

彷徨岁月里，他曾自己写歌，也给崔健、张楚、汪峰、许巍写过私信。张楚在网络上跟他交流，给他寄去心理学的书。在张楚眼里，小海是一个“热烈、单纯甚至梦幻的男生”，“他用一种抒情的方式，一种叙事、摇滚的方式，用直觉性的语言，表达了他内心的强烈和对世界的感觉”。

抵达北京的前半个月，他曾在一天内试三份工，在三里屯酒吧、团结湖中餐馆和雍和宫饭店找活干。不打工的时候，他就坐漫长的地铁转公交，去皮村文学小组听课。这里有学者和作家组成的志愿者团队，每周为文学爱好者免费授课，听课的人都是工人、快递员、月嫂、保洁员和保安，各行各业的都有。

“皮村是我的精神港湾，是现实的开荒地，也是理想的试验田。”小海说，皮村的“工友之家”像是可以接纳他梦想的地方，当尹各庄同心互惠二手衣服店“诗歌商店”招店员时，他去应聘。尽管工资不高，却能让漂泊的日子平静下来，最重要的，是每周可以就近上文学课。

2017年春天，来到皮村没多久，文学小组就帮小海印了第一部诗集《工厂的嚎叫》。同年，《我是范雨素》火爆网络，皮村的打工写作者进入公众视野，小海和范雨素、陈年喜等一批写作者，开始被外界打量。

很多采访邀约飞来，在纪录片《我们四重奏》中，小海是主要的讲述者，该片也拿到平遥国际电影节“最受欢迎影片奖”。

在纪录片《我们四重奏》中，小海是主要的讲述者

在“诗歌商店”，小海过上了某种程度上梦想的生活。白天，他当店员，整理售卖来自社会各界捐赠的旧衣物，向工友低价售卖衣物。晚上，南来北往的诗人、音乐人和同样热爱写作的工友们聚在这里，唱歌、喝酒、聊文学。时不时，他接受采访，受邀参加各种活动。

但时间久了，周遭的变化让他感到一些落寞。

皮村不复往日热闹，巅峰时的三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渐次流失。外围工业区被推平，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、免费食堂、文学小组旧址先后消失。头顶的飞机航道也改了方向。村里店铺从十几家锐减到三家，“诗歌商店”八年搬了七次仓库，经营艰难，合作的公益机构连小海每月2000元的工资都快发不出。

尤其这些年，很多朋友离开这里，让他觉得自己被命运遗忘。他想要在生活里扎根，不只是文字，他需要走进生活，向内挖掘自己。

在小海看来，2026年是“充满神迹”的一年。他邂逅了同样爱文学的女友，爱情让他从文学的孤境转向烟火生活。他不再执着以诗改变世界，尖锐与压抑被柔和取代。除了诗集《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》出版，自传《一块滚石》（英文版《Adrift in the South》）将同步推出，后者源于英国出版社邀约。

工厂时期，写诗对他是“续命”。现在，他写温榆河的落日、城中村的日常。

“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”，是他对自己现状的描述。有一次，他和朋友跳上捞水草的船，行至桥下，船体遇风打转，怎么划都在原地。他突然觉得这一幕很像西西弗斯，人生有时就是如此，拼尽全力也难抵彼岸。他精疲力竭，狂笑着放下了桨。从故乡到异乡，早已从孙悟空变成了西西弗斯，他选择接受，做一个只是在不停推石头的西西弗斯。

他在《皮村九章》中写温榆河，住在上游的人非富即贵，他去过一栋正在装修的四层别墅，地下一层泳池100多平方米，客厅一盏吊灯几十万元。而他住在皮村出租屋的朋友，屋内照不进光，一线天的通道里，两个人走路都得有一个先退回去。

“温榆河像是一面镜子/成群成群的人/像赤贫的水草淤泥石头/被压缩成了团团灰色/涂抹着的镜子背面。”追求文学20年的小海，依然有梦想，看得到光，也坦然拥抱生活的硬度与灰度。